今年 11 月，在韩国全罗南道务安郡的一座古城底下，有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考古发现 —— 一枚有着 1000 多年历史的青铜印章重见天日。当时考古人员正在对这座疑似属于统一新罗时期的古城进行常规挖掘工作，没想到竟偶然发现了这一珍贵的文物。它的出土，无疑为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增添了很重要的实物资料，也让人们对统一新罗时期的诸多情况有了更多探寻和了解的契机。

  这枚印章呈现方形，宽度达到了 3.5 厘米，整体造型精致。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上面清晰可辨地镌刻着的 “贤山扈力印” 这 5 个汉字。据考古专家深入解析，“贤山” 一词被推测为地名，代表着这枚印章所属的地区或者行政区，或许在统一新罗时期，“贤山” 是一个有着主体地位或者特殊意义的地方。“扈” 作为姓氏出现，在古代社会中，姓氏可是识别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可见印章主人很可能来自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一个家族。“力” 字则寓意着力量与权威，意味着持有者拥有一定的权威与影响力，在地方治理或者官僚体系中应该有着较高的地位。所以，这枚印章很可能是官方文件验证，或作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工具，用于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那个时期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呢。

  “贤山” 这两个字，专家推测其代表着地名，很可能是当时新罗时期某个具体的行政区域或者有着特定意义的地区名称。在古代，地域的划分往往和政治、经济以及人文等诸多因素紧密相连。从历史文献和过往考古发现综合来看，“贤山” 所在区域或许是人口相对集中、商贸往来频繁，或者在军事防御等方面有着主体地位之处。也许那里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支撑起周边的经济发展；又或者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交通枢纽，方便人员和物资的流通。它作为印章上的标识，明确了这枚印章所属的范围，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新罗地区细致的地域架构，对我们进一步探究那个时期的地方治理模式、区域发展状况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古代社会，姓氏的重要性不可以小看，它是识别个人身份以及彰显社会地位的关键标志之一。“扈” 字出现在这枚印章之上，意味着印章的主人很可能来自当时一个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家族。在等级制度相对森严、家族观念浓厚的古代，有影响力的家族往往在地方上有着深厚的根基，或是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财富，或是在文化传承、教育等方面有着突出贡献，进而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着较高的地位，有着较大的话语权。持有这枚刻有 “扈” 姓的印章之人，其背后依托的家族势力，很可能使其在地方事务处理、与其他家族或官方机构交往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优势，也为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家族势力分布以及社会阶层状况提供了线索。

  “力” 字象征着有权有势，它暗示着印章的持有者在地方治理或者官僚体系中有着较高的地位，拥有不可以小看的权威与影响力。在古代的行政体系里，权力的层级划分明确，能够拥有这样一枚印章，表明其很可能肩负着管理一方事务、执行政令等重要职责。比如在处理地方的治安维护、税收征管、民生建设等事务上，凭借印章所赋予的权力，能够直接进行有效的决策和管理，其做出的批示、签署的文件等通过印章得以认证，具备相应的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且，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讲，这也反映出当时新罗时期权力架构的特点以及官僚体系运转的模式，对于深入研究那个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这枚有着 1000 年历史的青铜官印对于探索统一新罗时期地方治理模式和社会结构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它作为官方工具，很可能在当时地方的行政管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从区域治理角度来看，凭借印章来验证官方文件、赋予行政决策合法性，能保证各项政令在 “贤山” 这一地区有条不紊地推行。比如在调配物资、组织劳役等事务上，有了印章的权威性加持，相关工作才能顺利开展，使得地方治理有章可循。

  同时，印章主人所在家族的影响力，也可能助力其在地方治理中更好地协调各方关系，凝聚地方力量。而且，它的存在反映出当时新罗有着相对完善的地方权力分配和管理机制，不同层级的官员依靠相应印章行使权力，让整个地方治理体系能够有序运转，为我们揭开统一新罗时期地方治理的神秘面纱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依据。

  印章上清晰镌刻着的 5 个汉字，无疑是当时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密切文化和技术交流的有力见证。在千年前，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辐射范围广泛，汉字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朝鲜半岛被广泛学习和使用。这枚官印上出现汉字，足以说明当时新罗地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积极吸纳。

  在文字使用方面，新罗的官方或是有一定地位的家族选择用汉字来铭刻官印，表明汉字在当地不仅是一种书写符号，更是权力、地位象征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在长期的往来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新罗地区在接纳汉字的同时，也会将自身特色文化元素反馈给中国，促进了东亚地区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发展，这枚官印就像是一条跨越千年的纽带，连接着中韩两国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

  在这次出土的青铜印章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 100 多件其他文物，其中一件中国制造的瓷器尤为引人注目。这件瓷器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韩之间活跃的文化交流和技术共享情况。

  在古代，朝鲜半岛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往来，尤其是在文字使用方面，汉字长时间作为东亚地区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的通用书写系统，被新罗、高丽、李氏朝鲜等王朝大范围的应用于官方文件、文学作品、教育等诸多领域。而这枚来自中国的瓷器出现在韩国的考古遗址中，意味着当时不仅有文化层面的交流，在手工业技艺等方面或许也有着互通有无的情况。也许是通过贸易往来，中国的瓷器制作流程与工艺传到了新罗地区，影响着当地的制瓷业发展；又或者是有能工巧匠往来交流，将相关技艺进行了传播。总之，这些一同出土的文物就像是历史的拼图碎片，拼凑出了那个时期东亚地区文化交流频繁、技术共享共进的繁荣景象，为我们理解古代中韩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对于考古学界而言，这枚有着 1000 年历史的青铜官印的出土，无疑为进一步研究新罗时期的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它所蕴含的信息，无论是印章上 “贤山扈力印” 几个汉字所反映出的地域、家族、权力相关联的内容，还是其作为官方工具所体现出的当时行政管理模式等，都为考古学家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研究依据，有助于填补以往在这一时期历史研究中的诸多空白，推动学界从更多角度、更深层次去探究统一新罗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

  而对于大众来说，这样的考古发现更是激发了大家对那段遥远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探讨热情。原本晦涩难懂、略显陌生的统一新罗时期，因为这枚印章以及众多出土文物的出现，变得鲜活起来。人们开始好奇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到底是怎样的，也会主动去了解当时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故事。它让历史不再只是书本上单调的文字记载，而是成为了大众茶余饭后津津乐道、想要深入挖掘的有趣话题，吸引着更多人去关注考古工作以及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在朝鲜半岛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历了 “后三韩” 争雄的局面，也就是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时期。当时，这三国之间时常爆发战争与军事冲突，彼此争夺着领土和资源，不过也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以及合作情况，像新罗与唐朝联盟来对抗高句丽和百济的联盟等。新罗起初在三国之中实力相对较弱，但面对百济和高句丽的双重压力，它选择亲近大唐王朝。

  公元 660 年，唐帝国出兵朝鲜半岛，和新罗军队组成联军，先灭百济；公元 668 年又灭高句丽，结束了朝鲜半岛持续数百年的三国争雄格局。然而新罗之后野心膨胀，与唐军 “反目”，爆发罗唐战争，当时唐朝忙于应对吐蕃，无暇顾及朝鲜，便将势力撤出，新罗由此获得了平壤以南的朝鲜半岛，在公元 676 年开启了统一新罗时代，以统一国家的形象登上东北亚历史舞台，改变了东北亚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其主要势力范围在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以金城（今韩国庆州）为中心。直到公元 892 年后百济建立、901 年新罗王族建立后高句丽，统一新罗时代结束，朝鲜半岛进入后三国时代。

  在统一新罗时代，东亚文化圈内交流十分频繁且活跃。新罗在统一朝鲜半岛后，精明的统治者在完成内部稳定之后，迅速对外修复了与唐朝的关系，不断派遣人员入唐为质、朝贡、留学、贸易等。当时，新罗积极吸收盛唐文化，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到教育制度等多方面参照唐朝进行建立和完善，比如仿唐之均田制实行丁田制，仿唐实行租庸调法和户籍制，还于 682 年仿唐设国学讲授儒学五经三史等，甚至文字方面，统一新罗一开始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采用汉字，这使得汉文书籍在当地更为流传，极大促进了新罗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将与唐朝的交往视为国家大事，曾先后十多次派 “遣唐使” 来中国交流学习，随行人员包含医师、画师、乐师及各类工匠，还有众多留学生和学问僧。这些遣唐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积极传播唐朝文化的精髓，像律令、科技、佛教、儒学、学校教育、科举制度，乃至风俗习惯等，皆为日本广泛吸收。日本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甚至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连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

  可以说，在东亚文化圈内，居于优势地位的唐文化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新罗、日本等国积极摄取唐文化，这枚刻有汉字的青铜官印也正是在这样浓郁的东亚文化交流背景下诞生的，它见证了当时各国之间密切的往来，是那段文化交流历史的一个小小缩影，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